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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为加征关税谁买单?3000亿美元清单美方或须承担98%

浏览数:  发表时间:2019-08-26  

  利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供的8位码商品贸易数据,我们测算2500亿清单下美方承担90%的关税,推算3000亿清单下,美方承担比例为98%。

  本文除了测算关税承担问题(更新国君宏观5月19日研究),还扩充了跨国比较和行业比较。另外,我们测算了后续升级对美国通胀和我国出口及经济的影响。

  国际比较:关税落地后,美国从全球进口的不含税价格变动趋势与从中国进口的不含税价格变动趋势没有差异,但含税价,我国的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的。这说明美国厂商和消费者承担了大部分关税成本。

  行业比较:有部分行业我国厂商存在下调价格来分担关税的现象——例如,农产品类、金属类和运输设备类的产品——但这类行业在加税清单中占比不大。

  经济逻辑:剩余3000亿美元的清单关税将由美国承担更多,主要是它覆盖了更多替代弹性低、利润率低的行业,我国厂商继续下调价格的空间不大;

  实证测算:3000亿和2500亿清单大类行业重合,利用2500亿清单各大类关税承担情况对相应的3000亿清单进行估算,得到3000亿清单美方或承担98%的关税成本。

  情形(一):按照当前关税情况,2500亿加征25%,3000亿加收10%,影响美国通胀0.26个点;

  情形(二):按照特朗普威胁的情况,2500亿加征30%,3000亿加收15%关税,影响美国通胀0.35个点,多推高近0.1个点。

  情形(一):按照当前关税情况,2500亿加征25%,3000亿加收10%的关税,中长期影响我国出口9.1个点,GDP 1.48个点;

  情形(二):按照特朗普威胁的情况,2500亿加征30%,3000亿加收15%关税,中长期影响我国出口11.8个点,GDP 1.92个点。

  在2019年5月19号,我们发布了报告《关税这块石头砸了谁的脚?—来自微观数据的实证》,利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供的8位码层面的商品贸易微观数据,验证了美国对我国加收的关税到底由谁来承担,当时我们的结论是美国几乎承担了全部加收关税的成本。

  本文,我们对5月19日的报告进行了更新和扩展:我们将数据更新到了2019年6月;此外上篇报告我们侧重于观测美国从我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数量和金额在关税落地前后的变化,本文在此基础上扩充了跨国比较和分行业对比。我们还测算后续关税落地对美国通胀和对我国出口及经济的影响。

  另外,我们也对特朗普最新威胁的关税情形进行了测算。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称,从10月1日开始,已经加征关税的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税率将从25%增加到30%;其余的3000亿美元,从9月1日起征税,税率从10%增加到15%。

  我们的结论是,2500亿清单下,美国承担了超90%的关税成本; 3000亿清单美方或承担98%的关税成本;如果关税升级,或将影响美国通胀0.35个点。关税对我国影响主要在于出口和中长期经济增速。

  关税落地以来,被加收关税的2500亿美元商品,美国从我国进口金额出现了明显下降。那么金额的下降到底是我国进口市场被替代、我国厂商主动降价、还是美国需求放缓呢?

  我们依然延续上篇报告的计算方法,采用美国USITC网站中美贸易HS八位码商品层面的数据,对加收关税商品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的税率、不含税价格、含税价格、进口数量、金额的变化进行拆解。

  得到各个月度的不含税价格(P)、含税价格(P_tax)和关税税率后,计算各个变量同比变化:

  类似的,我们也计算了美国从全球(除中国)其他地区进口的价格和数量变化情况,与中国的情况进行对比。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如果我们观测到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价格增速下降,也有可能是需求驱动的,需求下降导致从全球各个地区进口相同商品的价格均下降,而不一定是我国厂商特意降价。

  第一,美国从我国进口金额(不含税)在关税落地后,出现了较为显著的下滑,而对不含税金额进行量价拆分看,主要是数量而非价格的影响(图2、图4、图6)。

  我们利用对数的税率变动对取对数的价格、数量和金额变动回归,并同时控制商品所在大类行业,以测量其他变量对关税变动的弹性,发现:

  关税税率每变化1个点,对不含税价格有0.03个负向影响,但统计上不显著。

  关税税率每变化1个点,进口数量将下降2.2个点,进口金额(不含税)同样约下降2.2个点。

  而对于含税价格,关税税率每变化1个点,对含税价格是1.1个点,且统计上显著,再次证明关税加征完全传导到最终消费品。

  第二,国际比较看,加收关税的商品,美国从全球进口的不含税价格变动趋势与它从中国进口的不含税价格变动趋势没有差异,尤其是从中国进口的不含税价格增速并没有显著低于从全球进口的价格增速,从全球进口价格的增速变动甚至还低于从中国进口的价格变动(图2-图7)。

  第三,国际比较看,加收关税的商品,美国从全球进口的含税价格变动确实低于从中国进口的含税价格增速。

  在没有加收关税之前,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含税价格增速与从全球其他地区进口的增速没有显著差异;

  在加收关税之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含税价格增速与从全球其他地区进口的增速显著拉开(图8-图10);

  而对于暂时还没有加收关税的商品,美国从中国进口价格增速和从其他国家进口价格增速目前仍保持一致(图11-图12)。

  2、行业比较看:农产品相关、部分金属类、交运类等行业我国不含税价格可能存在主动降价,但这些行业占比小。

  当然,虽然整体看,美国对我国商品加收关税,成本几乎全由美国厂商和消费者承担,但这里面也存在行业差异。我们将HS八位码商品按照HS二位码分类,并将98个二位码行业再划分为22个大类行业划分(划分情况见附录),对比不同大类行业的差异。

  采用类似“事件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由于340亿、160亿、2000亿落地时间不一样(分别为2018年7月6日、8月23日和9月24日),我们进行初步统一,令:落地当月时间为0,往前为t-1,往后为t+1,以此类推,则340亿的0期为2018年7月,160亿、2000亿分别为2018年8月和2018年9月。

  我们发现:如下几大类商品,中国在关税落地后的价格增速小于美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图13、图14):

  农产品类的:第1类活动物;动物产品、第2类植物产品、第3类动、植物油、脂、蜡;精制食用油脂、第4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制品。

  金属类的:第14类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第15类贱金属及其制品

  而如第20类的家具、玩具等,虽然美国从中国进口价格增速放缓,但从全球进口增速价格亦放缓。因此这类商品价格放缓不能看做是关税的承担。

  我们进行如下测算,核心思路是,将近6个月,美国从中国进口价格变化与从全球其他地区进口价格变化的差异,作为是我国价格承担情况的度量。

  简单的,我们令没有加收关税的时候,美国从中国进口和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不含税价格均为P,加收关税后,中国厂商价格P_c,美国为P_f,假设中国厂商做出让步,下调了r比例的价格, r可以看做是中国厂商因为关税而降价的部分,则P_c=P_f*(1-r),log(P_c/P)=log(P_f/P)+log(1-r)。目前,我们已知log(P_f/P)和log(P_c/P),则很容易计算出r。

  进而,(r/10%)和(r/25%)则分别可以看做是我国厂商关税承担情况的上限和下限。

  例如,我们计算得到,对于第15类贱金属及其制品,近6个月,我国价格增速相较于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价格增速低约3.35个百分点,如果按照10%的关税税率,则我国承担了约33.5%的关税成本;如果按照25%的关税税率,则承担约13.5%的成本。

  我们算出这些商品关税承担比例和上限,并考虑它们在2018年进口的金额作为权重,加权计算整体关税承担情况,得到,2500亿清单中,美国厂商承担了近90%的关税:

  在2500亿商品中,我国最多承担12.5%的关税;最少可能承担10%的关税。因此,接近90%的关税由美国人承担。

  那么如果3000亿落地,美国将承担多少关税,对通胀有多大影响呢?我们对比2500亿关税与3000亿关税的商品可替代性、毛利率等,得到3000亿关税下,美国厂商和消费者将承担更大比例的关税。

  我们利用Armington替代弹性(该指标反映了进口商品与本国国内商品之间的替代程度)对2500亿和3000亿清单下商品的短期可替代性进行度量。我们根据Gallway(2003)的测算结果,并将其对应到HS-2位码层面,发现,部分食品类(如HS-22章,替代弹性为0.24)、鞋靴类(HS-64章,替代弹性为0.42)和纺织品类(HS-53章、63章,替代弹性在0.5左右)等劳动密集型的在整体商品中替代弹性较低;而平均看,商品整体替代弹性均值为1左右,替代弹性较高为金属类的,如钢铁(HS-72章,弹性为1.89)、贱金属(HS-82章,弹性为2.59),玻璃(HS-70章,弹性为2.81)等。下图中,列出替代弹性较低的代表性商品(图15)。

  比较2500亿清单和3000亿清单的商品分布,我们发现3000亿清单的商品更多的包含了替代弹性较低的种类,如鞋靴类(HS-64章)在2500亿清单中没有,但在3000亿清单涉及的商品2018年进口金额达146亿;纺织品类(HS-63章)在2500亿清单中没有,而在3000亿涉及的商品2018年进口金额89亿美元(图17)。

  我们发现,我国出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毛利润都较低,实际降价空间并不大。而3000亿清单中,正更多的覆盖了这些行业。

  我们利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计算了各个行业出口部分对整体增加值的贡献,来作为各个行业出口依存度的度量(其中,出口包含最终品出口和全球价值链的中间品出口两个部分),此外,我们还计算了我国对美国出口占整个行业增加值占比来作为对美国的出口依存度的度量。将全球价值链的行业与工业企业行业进行一定的对应,发现一个行业外贸占比越高,其利润率就越低。而3000亿清单中,将利润率较低的行业,如纺织品和鞋靴类包含在内,因此价格在下降的空间更小(图16、图17)。

  我们结合2500亿已经落地的清单情况,来对3000亿的进行测算,未来将要落地的3000亿关税,美方将承担更多,近98%:

  2500亿商品与3000亿商品的大类分类是重合的,我们近似的用每一大类2500亿计算出来的关税承担情况来估算3000亿的,再结合考虑3000亿在各个大类的金额分布,我们得到3000亿商品中,我国承担关税上限为3%,下限为2.2%,也就是说,美方将承担近98%的关税成本。当然,由于细分项的不同,我们的估算存在一定偏差。

  CPI变动的比例=价格变动程度*美消费品中进口比例*进口中来自中国的比例*被加收关税的部分,也就是:

  CPI或者PCE上移=价格变动比例*(美国消费品进口/总消费量)*(美国从中国进口消费品/美国消费品总进口量)*(美国从中国进口消费品被征税的部分/美国从中国进口消费品总量)

  第一、2017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总体为13.3万亿美元。根据World Bank数据,2017年,美国从全球进口中消费品为8,859.3亿美元,从而美国消费品中,进口的比例为:美国消费品进口/总消费量:885,9.3亿/133240亿=6.65%。

  第二、2017年,美国从全球进口中消费品为8,859.3亿美元,从中国进口消费品为2,266.2亿美元,因此,消费品中来自中国的比例为226,6.2亿/885,9.3亿=25.6%。

  第三、由于3000亿清单和2500亿清单税率和美国消费者承担比例不同,我们分开计算,并测算两种情形:

  情形1:2500亿仍加收25%的关税,3000亿加收10%的关税,将共推高通胀0.26个点

  对于2500亿:这部分征税比例占美国从中国进口约45%,假设美国承担90%的税率,则推升通胀中枢25%*90%*45%*6.65%*25.6%=0.17个点。

  情形2:2500亿税率提高至30%的关税,3000亿税率提高至15%,将共推高通胀0.35个点

  当然上述分析,我们只考虑了对消费品的直接影响,而没有考虑通过资本品、中间品而带来的间接影响,存在一定低估。由此可见,对我国加收关税将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灵活调整形成一定制约。

  最后,我们测算不同情形的关税征收情况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增速的影响。我们测算得到:

  如果美方2500亿仍加收25%的关税,3000亿加收10%的关税,5G大规模商用在即看CS SHOW 2019电路板展如何赋能PCB产业则我国出口增速中枢将下移9.1个点,对GDP有1.48个点的负向影响。

  如果美方2500亿税率上调至30%,3000亿税率上调至15%,则我国出口增速中枢将下移11.8个点,对GDP有1.92个点的负向影响。

  总体看,额外的关税上调将给出口多带来2.7个点的负向影响,给GDP多带来0.44个点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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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研究员谭道明,关于亚马孙雨林大火和巴西政治,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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